“1971年3月15日晚上十点，这份常委名单确定了吗？”周恩来的声音不高，却让屋里所有人都停下了笔。点头，把名单递过去。总理扫了一眼，眉头轻轻一挑：“怎么没有徐信？”短短一句盈配资，把气氛拉得更紧。尤太忠忙解释徐信正在内蒙古前指执行任务，来不及赶回。周恩来沉吟片刻，只给出七个字：“把他增进去吧。”
这段对话后来在军内流传甚广。许多人都好奇，周总理为何对一个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将领如此看重。要理解这份关注，就得把目光拉回到徐信那条颠簸而又倔强的从军路。
徐信出生于1921年3月的冀北山村。家里二十多口人，全靠父亲挑着米面去集市换钱。9岁那年，他背着布书包进了西街小学，课桌吱呀作响，却挡不住他翻书的热劲。四年后，慈峪镇高小国文教员马秀忠暗中给学生讲《少年中国说》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来历，徐信第一次听到“共产主义”四个字，心里像埋下了火种。
“抗日的队伍在哪儿？”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起，他和十几个同伴没要一分钱路费，循着口口相传的消息一路北上。阜平县城外，他们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民训班学员。16岁的徐信端着还带油漆味的新步枪，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此后八年盈配资，他换过七个岗位，从警卫连指导员一直干到团长，勋表上钉满了“模范干部”“特等功”的奖章。
抗战胜利后，内战骤起。大同集宁战役里，徐信指挥22团截击怀仁守军，夜袭三里庄。那天他带着四十来名侦察兵贴着高粱秆匍匐前进，一轮齐射后冲锋号响起，敌军还以为碰上主力，弃城狂逃。战后，杨成武拍着他肩膀说：“年轻人，打出了解放军的锐气。”一种信任，就此埋下。
1949年部队西进，他随63军翻越腾格里沙漠。黄沙没过脚踝，义务兵在行军日志里写道：“团长拿着罗盘蹲在沙丘顶对我们喊，跟我走，天亮必见水。”十几年后，那名义务兵成了63军副参谋长，他常说：自己最佩服徐师长那股不服输的劲。
1951年，朝鲜前线。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，总部表彰187师为“钢铁师”，徐信立二等功。可在凯旋列车上，他对副师长感叹：“死里逃生的人多学一点东西，才对得起兄弟们。”半年后，他被送到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深造。三年留学，除了俄语，他把苏军关于合同战术、军队管理的教材翻得起了毛边。一次讨论课，外军学员问他志愿军为何夜战多、白天少，他笑着回答：“白天打不过飞机，就改在晚上找你们。”教室里哄然大笑盈配资，那名外军学员竖起大拇指。
1960年回国，他先在高等军事学院任职，随后被调任63军副军长。正值中苏边境摩擦不断，北京军区为应对热带山岳战争，派他赴越南北方考察。热浪翻滚，他硬是爬完每一座山头，回来写了万余字报告，提出“侧迂穿插、小群多路、靠山借林”的战术构想。报告在军区转发时注明：“徐信同志供稿”。
1966年邢台大地震，凌晨5点，徐信跳上吉普车赶赴震中。为了不伤到被埋群众，他要求官兵徒手刨瓦砾。手指磨烂了，他便把纱布一缠继续干。余震来袭，县委办公楼裂出新缝，他却陪同周恩来在裂缝中间的简易指挥部听取简报。屋顶吱呀作响，大家劝总理出去，总理摆手：“时间宝贵，让徐信说完。”几天后，灾区搭起第一批防震棚，人们把写着“子弟兵恩情”的锦旗送到部队大门口。徐信没收下，他说：“救人天经地义。”
到了1970年底，北京军区换防，徐信走马上任参谋长。仅三个月，内蒙古党委筹备进入关键期。尤太忠携材料进京，周恩来翻阅至常委名单时发现徐信缺席，于是有了开头那句追问。外界常把这看作周总理对基层战功将领的格外体恤，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：那几年内蒙古局势复杂，需要一位既熟悉边疆又懂军事的“老成分寸”来稳定人心。徐信正好合适。
1973年，他回到北京军区，专抓作战、情报、外事。一次会议讨论华北防务，他指着地图对杨得志说：“晋北这条折线，不扎紧就是漏勺。”一句玩笑话，却让部署得以微调。1978年，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，从穿草鞋的少年，到肩扛三星的将军，这条路走了整整四十一年。
1988年授衔那天，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，徐信被授予上将。合影时，他悄悄把军帽往后压了压，对身边年轻将校笑道：“别看我头发白，脑子还灵。”2005年11月18日，85岁的徐信在北京病逝。追悼会上，有人提起周总理当年那句“把他增进去”。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开启了徐信在内蒙古、在北京军区、在总参的后半生，也折射出共和国对实干者的珍惜。
纵观徐信的履历，有血火，也有书卷；有沙场，也有课堂。两条线并行，交汇于一个“敢”字：敢打、敢学、敢担。或许正是这种锋芒与沉稳并存的品质，让周恩来在深夜的灯光下提出那句看似简单却分量十足的追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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